孔子肯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合理性，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素问·汤液醪醴论》）仁义道德则为精神的汤液醪醴。当然，西方人的友善夸赞和恶毒攻击其实都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之上，更多的是时局所迫，拿中国来说事而已：西方近代（绝对）王权时代的学者往往热情赞美中国文化，而后来民主时代的学者则急转直下，把中国贬得一文不值。
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最具有代表性：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东西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当然，牟宗三主张吸收西方的长处，前提却是以自家文明为本根，更有着远大的目标：然则西方文化之特质，融于中国文化之极高明中，而显其美，则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岂徒创造自己而已哉？亦所以救西方之自毁也。（《孟子·离娄上》）儒家的范围甚广，很难归结为道德的或泛道德的、政治的或泛政治的。这大概是因为黑格尔所处的西方社会，正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集团生活，特别需要政治和法律来维系。道德主义这个词的意义确实特别含混，它既是对某种文化形式的褒扬，同时又是对这种形式的批判。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抑或世间万物，任何东西都是利弊兼具，都可能因时代不同而意义颠转，更何况儒家淳朴的道德思想本身就有着永恒的价值。学者们近年来也逐渐认识到，存在不是孤立的，而只能是共在（Mitsein），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关系主义（利弊皆有）。【4】在礼制的影响下，建筑成为礼的具象空间，体现出一种物质化的儒学价值观。
现代社会已经超越了这种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器物的设计和使用不再像古代那样等级森严，但是器物的身份象征功能并没有完全消失，现代所谓的符号消费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的延续。【30】四、余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儒家并没有把器物从礼制体系中剥离出来，器物的设计与使用应在礼制框架下运行，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与礼制秩序具有同构性。明堂是体现伦理教化的典型场所，它是古代帝王所建的最隆重的礼制建筑，是天子权力的重要象征，用于朝会诸侯、发布政令、大享祭天、配祀宗祖等重要政治活动。比如，北京故宫太和殿作为皇宫的正殿，使用的就是重檐庑殿顶，而天安门作为皇宫的前门，使用的是重檐歇山顶。
通过藏礼于器的设计，儒家认同和倡导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感在纪念建筑中得以表达，以此塑造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对儒家价值观的认同，比如汉朝的云台和麒麟阁，后人对它们的评价是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21段伟文：《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8页。
歇山顶次之，五品以上官吏的住宅正堂、宫殿、寺庙方可使用。17 柳肃：《营建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页。这当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清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现代资本社会在取消政治特权的同时却建立了资本特权，即以资本为尺度来给社会重新分层，通过资本化的符号消费，现代社会建立了新的社会分层。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
在周代分封制下，不同等级诸侯的国土面积、城市规模、城墙高度、建筑样式、道路宽度本身就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嗣后建筑制见于史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总之，礼制与器物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在传统建筑中就表现为宫室之制与宫室之治两个方面。由于礼的重要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的等级尊卑秩序，所以藏礼于器难免与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发生冲突，这意味着藏礼于器思想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能在应对技术伦理困境、规范个人行为、塑造社会秩序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提供历史的洞见。如果说在古代社会，政治特权在器物的使用上拥有普通人根本无法僭越的垄断权，那么在现代社会，资本特权所设置的门槛同样也使普通消费者无法僭越，普通消费者只能被排挤到现代资本社会的边缘，资本阶层从而建立起类似于古代贵族所拥有的身份地位。
【17】色彩图案同样也可以标识建筑的等级。7张家骥：《中国建筑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8页。
就建筑之器而言，它在整体布局与群体组合、建筑形制与数量等级、空间序列与功能使用、装饰细部与器具陈设等方方面面，浸透和反映着礼制秩序和传统伦理，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绵延数千年的独特伦理品性。由于百工种类繁多，本文将仅以传统建筑为例，分析藏礼于器思想如何体现于传统建筑的设计与使用之中。
【27】这种区别在《朱子家礼》中有明确的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11】二、礼的物化：礼制对器物的规约在藏礼于器原则的影响下，礼制对传统建筑具有很强的规定作用，按照建筑与礼制的关系紧密程度，建筑可分为专门的礼制建筑和普通建筑。在全球治理时代背景下，在建构当代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能力的紧迫需要下，有必要回顾和总结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以史为鉴、返本开新，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当前的科技伦理治理实践，同时为世界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中国智慧。这种关系也可以从《考工记》被补入《周礼》而略见一斑。其次，科技的伦理治理和伦理的科技治理之间是互补的，科技一方面是被伦理治理的对象，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治理社会。儒家思想作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其理论体系同样也隐含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其核心理念可概括为藏礼于器（又称器以藏礼以礼制器），即按照礼的要求制作与使用器物，通过器来强化礼的观念，以实现无言之教的社会治理目的。
屋顶样式如人的冠冕，是彰显身份地位最为明显的标志。【12】普通建筑虽不专门为礼制而设，但也深受礼制影响，其使用也要遵循一定的礼制规定，如私家住宅的台阶使用上，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
作者：张卫（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儒家 藏礼于器 。建筑形式是具有专属性的，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对应不同的建筑形式。
23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上），第290-357页。8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13页。
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13】在房屋位置安排上，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6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上），第434页。一方面，礼制在抑制统治者大兴土木上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属于最高级别的色彩，其余颜色由高到低依次是红色、绿色和蓝色。【1】随着儒家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的确立，藏礼于器思想开始深刻地影响着古代百工的造物制器活动，成为我国古代造物制器的基本法则，从宫室车马到服饰餐具，从专门礼器到日常用品，无不体现出藏礼于器的内在要求。
在东西两侧的厢房日照时间短，条件较差，供晚辈居住，所以两厢次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应将礼制与四合院的关系颠倒过来，四合院的‘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的方式不是为了适应礼制的要求，相反，是礼制对庭院这种无法改变的空间组合模式和居住方式，从思想观念上的认同和肯定。
二人的注释都是从礼制运行所需物质基础着眼，礼之所以不下庶人，是因为庶人缺乏相应的设施，如庶人不祭庙之礼，可能是庶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建庙，因此庶人就只能祭于寝了。数量关系也是表征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
3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页。再如，《礼记·曲礼》曰：礼不下庶人，郑玄的解释是：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28朱熹：《〈朱子家礼〉宋本汇校》，[日]吾妻重二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4页。12[美]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礼作为一种形上之道，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予以体现，而器正是体现与彰显礼的重要途径。【27】除了直接的行为规约之外，建筑的伦理教化还体现为间接的价值感召和情感塑造。
以坛丘、宗庙为例，坛丘是祭祀天神、地祇的礼制建筑，主要用来祭祀天、地、日、月、社稷、五岳、四渎等。【13】在建筑的开间上，皇家建筑是九开间，王府和朝廷大臣是七开间，一般官吏和政府建筑是五开间，民间建筑只能是三开间。
24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上），第602-603页。在现代符号消费面前，我们消费商品不仅仅是为了创造和维持自我，而且是为了在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位置。